几十个伶人就可使他命丧国亡，为天下人所耻笑。这句话出自《五代史伶官传序》是宋代文学家欧阳修创作的一篇史论。全文紧扣“盛衰”二字，夹叙夹议，史论结合，笔带感慨，语调顿挫多姿，感染力很强，成为历来传诵的佳作。
《五代史伶官传序》的原文
呜呼！盛衰之理，虽曰天命，岂非人事哉！原庄宗之所以得天下，与其所以失之者，可以知之矣。
世言晋王之将终也，以三矢赐庄宗而告之曰：“梁，吾仇也；燕王，吾所立，契丹，与吾约为兄弟，而皆背晋以归梁。此三者，吾遗恨也。与尔三矢，尔其无忘乃父之志！”
庄宗受而藏之于庙。其后用兵，则遣从事以一少牢告庙，请其矢，盛以锦囊，负而前驱，及凯旋而纳之。
方其系燕父子以组，函梁君臣之首，入于太庙，还矢先王，而告以成功，其意气之盛，可谓壮哉！及仇雠已灭，天下已定，一夫夜呼，乱者四应，仓皇东出，未及见贼而士卒离散，君臣相顾，不知所归。
至于誓天断发，泣下沾襟，何其衰也！岂得之难而失之易欤？抑本其成败之迹，而皆自于人欤？《书》曰：“满招损，谦得益。”忧劳可以兴国，逸豫可以亡身，自然之理也。
故方其盛也，举天下之豪杰，莫能与之争；及其衰也，数十伶人困之，而身死国灭，为天下笑。夫祸患常积于忽微，而智勇多困于所溺，岂独伶人也哉！作《伶官传》。
《五代史伶官传序》的译文
唉！国家兴盛与衰亡的道理，虽然说是天命，难道不是由于人事吗?推究庄宗得天下和他失天下的原因，就可以知道了。
世人说晋王将死的时候，拿三支箭赐给庄宗，告诉他说：“梁国，是我的仇敌；燕王，是我扶持建立起来的；契丹与我订立盟约，结为兄弟，他们却都背叛晋而归顺梁。
这三件事，是我的遗憾；给你三支箭，你一定不要忘记你父亲的愿望。”庄宗接了箭，把它收藏在祖庙里。此后出兵，就派随从官员用猪、羊各一头祭告祖庙，请下那三支箭，用锦囊盛着，背着它走在前面，等到凯旋时再把箭藏入祖庙。
当庄宗用绳子捆绑着燕王父子，用木匣装着梁君臣的首级，进入太庙，把箭还给先王，向先王禀告成功的时候，他意气骄盛，多么雄壮啊。
等到仇敌已经消灭，天下已经平定，一个人在夜间呼喊，作乱的人便四方响应，他仓皇向东出逃，还没有看到叛军，士卒就离散了，君臣相对而视，不知回到哪里去。
以至于对天发誓，割下头发，大家的泪水沾湿了衣襟，又是多么衰颓啊。难道是得天下艰难而失天下容易吗?或者说推究他成功与失败的事迹，都是由于人事呢？
《尚书》上说：“自满招来损害，谦虚得到好处。”忧虑辛劳可以使国家兴盛，安闲享乐可以使自身灭亡，这是自然的道理。
因此，当庄宗强盛的时候，普天下的豪杰，都不能跟他抗争；等到他衰败的时候，几十个伶人就可使他命丧国亡，为天下人所耻笑。
可见祸患常常是由微小的事情积累而成的，聪明勇敢的人反而常被所溺爱的人或事困扰，难道只有宠爱伶人才会这样吗？于是作《伶官传》。
《五代史伶官传序》的注释
1、伶（líng）官：宫廷中的乐官和授有官职的演戏艺人。
2、原：推究，考查。庄宗：即后唐庄宗李存勖，李克用长子，继父为晋王，又于后梁龙德三年（923）称帝，国号唐。同年灭后梁。同光四年（926），在兵变中被杀，在位仅三年。
3、晋王：西域突厥族沙陀部酋长李克用。因受唐王朝之召镇压黄巢起义有功，后封晋王。
4、矢：箭。梁：后梁太祖朱温，原是黄巢部将，叛变归唐，后封为梁王。
5、燕王：指卢龙节度使刘仁恭。其子刘守光，后被朱温封为燕王。此处称刘仁恭为燕王，是笼统说法
6、契丹：宋时北方的一个部族。
7、与：赐给。其：语气副词，表示命令或祈求。乃：你的。
8、庙：指宗庙，古代帝王祭祀祖先之所。此处专指李克用的祠，同下文的“太庙”。
9、从事：原指州郡长官的僚属，这里泛指一般幕僚随从。少牢：用一猪一羊祭祀。
10、纳之：把箭放好。
11、系：捆绑。组：绳索。
12、函：木匣。此处用作动词，盛以木匣。
13、先王：指晋王李克用。
14、仇雠（chóu）：仇敌。
15、一夫：指唐庄宗同光四年（926）发动贝州兵变的军士皇甫晖。
16、誓天断发：截发置地，向天发誓。
17、岂：难道。欤（yú）：表疑问的语气助词。
18、抑：表转折的连词，相当于“或者”、“还是”。本：考究。迹：事迹，道理。
19、《书》：《尚书》。
20、逸（yì）豫：安逸舒适。
21、笑：耻笑。
《五代史伶官传序》的创作背景
欧阳修进入政界后，正是北宋王朝开始由盛到衰的时期，社会上的各种矛盾日趋尖锐，政治上的一些弊端越来越严重，社会危机越来越令人不安。到了仁宗庆历初年，以王伦、李海等为首的人民暴动接踵而起，西夏又侵扰西北边境，屡败宋军。
欧阳修、范仲淹等人针对当时的敝政，力图实行政治改革，以挽救北宋王朝的危机却接二连三地遭到当权派的打击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欧阳修忧心忡忡，很担心五代惨痛历史即将重演。
而宋太祖时薛居正奉命主修的《旧五代史》又“繁猥失实”，无助于劝善惩恶。于是自己动手，撰成了七十四卷的《新五代史》。
《五代史伶官传序》的赏析
前半部分以叙史为主。作者于开篇之首即开宗明义，用一兼带感叹语气的反诘句道出了此文的中心论点——“盛衰之理，虽曰天命，岂非人事哉！”可谓立论鲜明，催人警醒，又具有论战性，一反当时流行的宿命论的历史观。
文章接着写道：“原庄宗之所以得天下，与其所以失之者，可以知之矣。”表明作者将列举庄宗得失天下的史例作为论据，对上述论点加以论证。
这一过渡句的运用，使论点与论据间衔接紧密自然，论点有总领全篇之功，而下面文字的出现又不致突兀。
为论证中心论点，作者并未赘述庄宗身世或伶官轶事，也未过多地列举史例，而是从纷繁的史料中，仅选取了传奇色彩较浓，颇具典型意义的庄宗得失天下的史事，以洗练的文字，沉挚充沛的感情，抑扬顿挫的语调，纵横捭阖的气势加以叙述。
据说，晋王李克用与梁王朱温结仇极深。燕王刘守光之父刘仁恭，曾被李克用保荐为卢龙节度使。契丹族首领耶律阿保机（辽太祖）曾与李克用把臂定盟，结为兄弟，商定共同举兵讨梁。
但刘仁恭与阿保机后皆叛晋归梁，与晋成仇。李克用临终时以三枝箭作为遗命，要其子李存勖为其复仇。李存勖兵精将勇，东征西讨，于公元913年攻破幽州，生俘刘氏父子，用绳捆索绑，解送太原，献于晋王太庙。
公元923年，李存勖攻梁，梁兵败，朱温之子梁末帝朱友贞命部将杀死自己，李存勖攻入汴京，把朱友贞及其部将的头装入木匣，收藏在太庙里。李存勖还曾三次击败契丹，为父报了大仇。
但他灭梁以后，骄傲自满，宠信伶官，纵情声色，使民怨沸腾，众叛亲离，在位仅三年就死于兵变之中。
在叙述这段史事的过程中，作者采用先扬后抑的手法，通过一盛一衰的对比，一褒一贬的抒情，给人以强烈的碰撞感、落差感，引起读者心灵的震颤，增强了论点的说服力。
作者于叙事之后，又以两个反诘句回扣主题——“岂得之难而失之易欤？抑本其成败之迹，而皆自于人欤？”至此，对比论证初步告一段落。
在文章的后半部分中，作者由叙事转入论理，论证步步深入，立意层层递进。从“《书》曰：‘满招损，谦得益’”自然引出“忧劳可以兴国，逸豫可以亡身”的论点。
为增强这一论点的说服力，作者又将庄宗得失天下之事浓缩为一段简洁对偶的文字，反证此论，再次通过一盛一衰的强烈对比，与篇首的立论形成前后照应，首尾呼应之势，使此文的中心论点更加鲜明突出。
文章写至此处，作者胸臆仍未尽抒，又进一步推出“祸患常积于忽微，而智勇多困于所溺”这样一个论点，令读者的认识随着作者的笔触进一步深化，以历史的教训中受到更加深刻的启迪。
“忧劳”、“逸豫”、“忽微”、“所溺”皆为人事，因此，上述两个论点，既是中心论点的深化，又是其具体化。
作者于全文论证的高潮处蓦然收笔，可谓言已尽而意未绝，令读者有余音绕梁之感——“夫祸患常积于忽微，而智勇多困于所溺，岂独伶人也哉！作《伶官传》。”
此处以点睛之笔，阐明了作者写作《伶官传》，“善善恶恶”的目的并非就史论史，而是具有广泛而现实的醒世意义。
此文写作特点除如上所述的构思精巧，结构严谨，论证透辟，层层递进外，文中语言的运用亦颇具特色。首先是感叹词句的多次运用，使文章一唱三叹。
如开篇之首，作者即发“呜呼”之慨叹，此种开篇法在他的《新五代史》中屡见不鲜。依作者看来，五代如春秋，为乱世，可叹者甚多。
除篇首外，作者于文中亦曾多次发出深沉的感叹，这样作序，是继承了《史记》、《战国策》序文的传统笔法，于叙事，议论中夹着感慨，借以表达作者对史事的见解和态度。
或褒或贬，于欷歔中昭然可见，浓烈的感情色彩，增强了文章的艺术感染力与说服力。
其次，此文在语言运用上的另一特色，是既摒弃了骈文追求词藻华丽矫揉的浮靡之风，注重文字的平易晓畅，简洁生动，又吸取了骈文的长处，利用声韵和对偶词句使文章具有浓郁的诗的韵味，诵读起来，抑扬顿挫，琅琅上口，令人进入美的意境，感受到充溢于字里行间中的作者的思想感情。
作者在描述庄宗意气之盛时，语气舒缓沉稳，透着褒扬。而在叙述庄宗衰败之时，语气忽转促急，多用四字句——“及仇雠已灭，天下已定，一夫夜呼，乱者四应，仓皇东出，未见贼而士卒离散，君臣相顾，不知所归。至于誓天断发，泣下沾襟，何其衰也！“读来节奏明快，如行云流水，一气呵成，流畅中分明透着凝重哀惋，增强了感叹的气势。
另外，对偶词句的运用在文中比比皆是，如盛与衰，得与失，天命与人事，难与易，这些对偶词句的运用，使文章韵律节奏匀称，文字简洁有力，哲理性强。
通观全篇，融叙事、议论、抒情为一体，叙事生动晓畅，论证层层深入，感情深沉浓烈，实为一篇不可多得的佳作。
历代的文学家多视此篇为范文，倍加赞赏，如明代茅坤称此文为“千古绝调”，清代沈德潜誉此文为“抑扬顿挫，得《史记》神髓，《五代史》中第一篇文字”。欧阳公之文风、政见与为人，于此文可略见一斑。
《五代史伶官传序》的作者简介
欧阳修（1007年8月6日－1072年9月22日），字永叔，号醉翁，晚号“六一居士”。汉族，吉州永丰（今江西省永丰县）人，因吉州原属庐陵郡，以“庐陵欧阳修”自居。谥号文忠，世称欧阳文忠公。
北宋政治家、文学家、史学家，与韩愈、柳宗元、王安石、苏洵、苏轼、苏辙、曾巩合称“唐宋八大家”。后人又将其与韩愈、柳宗元和苏轼合称“千古文章四大家”。
